常識判斷考點范圍很廣，一般包括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人文、地理、科技、生活等方面，需要小伙伴們長時間不間斷的積累。今天國家事業單位考試網（m.linusblanket.net）給大家帶來的常識相關考點是“中國古代司法的價值取向”。

 

　　中國古代法律刑民不分、行政與司法不分，司法權由縣令執掌。自漢“獨尊儒術，罷黜百家”后，無論是立法還是裁判，實際上都以儒家禮法為內核，因此也呈現出特有的法律形態與價值。

 

　　勸善厚俗

 

　　于房是山西定襄人，北宋景佑四年（1037年）任奉化令。他在任期間，“民以事至庭，耳提面諭不倦，務在懲惡勸善、興利除害以厚風俗”。與西方司法的被動性不同，中國古代縣令在判案時不止步于個案的定分止爭，而是更重視對當事人的教化以及對當地民風的矯正。基于這樣的理念，縣令在審案時往往不會機械地按照律令條文來裁判，例如元朝時的奉化州達魯花赤（掌印者之意）察罕曾遇到一個案件，有一村民的尊親去世，但因家貧無法舉喪，就將妻子賣了，后被告發，按當時法令應當治罪。但察罕在聽取村民的陳述后，不僅“原其罪”（即免罪），還自己“出俸錢給之”。目的是鼓勵尊親的行為，即所謂的“為恕人之所欲和、所欲禮、所欲嚴、所欲慈者，吾皆如其心而欲之”。另一方面，“爭訟好斗”通常被視為一地民風不淳的象征。明萬歷年間奉化令陳文紹“察奸摘伏、燭事如神”，當地有一個舞文濫訴多年的訟棍，陳文紹“搜其黨、窮治之，邑事頓清”。

 

　　寬嚴相濟

 

　　儒家重教化并不意味著偏廢刑罰，所謂“刑為盛世所不能廢，而亦盛世所不尚”。元代奉化州判程時敏平易近人，臨庭發政時心平氣和，但對奸魁俠徒、嘩黨敗類卻疾之如仇，一旦抓捕歸案則細致審理，不縱絲毫。對于這種“菩薩心腸”與“金剛怒目”的結合，他舉例解釋，堯舜誅殺四個部落首領，周公懲治南方的荊楚，殺掉、流放叛亂的管叔、蔡叔，孔子誅殺亂政的少正卯，都是一種更宏大的“恕”。懲惡是為了揚善，對大兇大惡的“嚴”，就是對天下百姓的“恕”，所以說“長吏者惟能于此有所不恕，然后能行真恕。故曰仁者必有勇，又曰惟仁者能惡人”。元代另一位奉化縣令在面對“軍卒驕橫，剽掠村落”時，也是“不避豪勢，獲其渠魁（首領）一人、格殺之”，隨后余眾斂跡，鄉里平安。

 

　　可見儒家并不主張一味地寬恕、輕刑，對于橫行鄉里、為害一方的首要分子始終堅持嚴刑峻法，從重打擊。

 

　　決獄如流

 

　　現代司法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效率。中國古代司法官的一個品格特點就是“剖決如流、獄無留滯”。明洪武年間奉化縣令郭麟“以儒術飾吏事，慈和恤民、剛柔兼濟”。當時縣里積案冤滯詿誤極多，郭縣令一邊梳理糾錯，一邊“事機沓至、剖決如流”，而且能夠做到“承上字下、靡不適宜”，即上合法令，下育鄉里，頗受地方百姓愛戴。

 

　　效率的前提是公正，只有做到勝敗皆服才能實現真正的案結事了，這需要司法官具備極高的業務水平和品德修養。明正德年間的奉化令朱豹就是一個“嚴毅警慧”的賢吏。當時縣里有惡少三五成群、挾妓飲博，這在明朝是明令禁止的。朱豹到任后即著手整治，全縣只要是婚喪奢靡或俳優蠱惑婦女游嬉害禮傷教的，一律嚴禁必罰，后奸豪惴惴，莫敢不輯。朱豹審案時“凡爭訟者使兩輸其情，徐折以片言，俯首心服，無一人稱冤者”。聽訟勤明、應時審判與曲達情理、熟諳利弊兩者結合才能實現效率與公正的統一，才能做到士民悅服。

 

　　主動司法

 

　　“馬錫五式審判方式”在中國古代也能找到其思想的根源。古代司法官往往身兼偵查與審判兩職，因此不能只是坐堂問案、被動聽訟。中國古代法律分得不是很細，“稅、課、戶、婚、田、土、錢、債”等均屬民事范疇。元至正年間，奉化有百姓“田版籍不明”，當時縣令李樞“躬為履畝，畫圖給劵，徭賦不忒”，為了老百姓的土地權屬與稅賦問題，縣令親自下田丈量土地，界定四至，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定分止爭。明嘉靖年間，奉化有蔣姓兩兄弟相互詰告多年，時任縣令陳縞“至其家喻以大義，爭遂息”，為了解決一起纏訴纏訪多年的舊案，親自上門調解做思想工作，這也被今天的法官所繼承。

 

　　廉潔奉公

 

　　司法官的底線是廉潔，尤其是“地方全靠一官”的縣令，他掌握著一縣范圍內所有事項的決斷權，較之今天的地方長官權力更大，也更容易成為交結攀附的對象。例如明嘉靖年間的奉化令喻江“閑有飲宴，饋遺則捐俸資為之”，吃飯時收到禮品就用工資支付給對方，這與今天對法官的紀律要求可謂高度一致。

 

　　奉化南部臨海，是寧波灣重要漁港，中國第一漁村所在地，明代有個縣令高遷忠就曾遇到借送海鮮而行賄的事，“有饋海錯而潛置金其中”，將錢藏在海鮮中送給高縣令，這種手段在今天的貪腐案例中也屢見不鮮。高遷忠沒有嚴厲斥責、公開退還，而是“默返之，不揚于眾”，一方面堅守了廉潔的底線，另一方面也照顧了他人的顏面，所以史家稱贊“其貞以律己而容人之過類如此”。

 

　　古代奉化縣判例折射的司法價值取向至今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。正如清嘉慶年間的奉化縣令呂璜在二堂所掛楹聯：“民心即在吾心，信不易孚，敬爾公先慎爾獨；國事常如家事，力所能勉，持其平還酌其通。”良法善治最終落腳還是民心，公平正義無非天理、國法、人情融通，中華文明綿延五千載，中華法系的根脈其實從未斷絕。

 

　　刷題鞏固

 

　　【例題】關于古代司法，下列說法正確的是：

 

　　A. 因“大義滅親”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，而受到古代法律的肯定與鼓勵

 

　　B. 明清律中的“秋審”制度，反映了“人間司法應符合宇宙秩序”的觀念

 

　　C. 唐太宗在位期間，曾與百姓約法三章，包括“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”

 

　　D. 清河知縣不受理武松告狀，符合當時“命案沒有尸體不予立案”的原則

 

　　答案：B

 

　　【解析】中國古代刑法一直遵循著“親親相首匿的原則”具體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，除犯謀反，大逆以外的罪行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，不得向官府告發;對于親屬之間容隱犯罪的行為，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。所以，大義滅親只是局限于某些領域，并沒有得到法律的肯定與鼓勵。所以A選項錯誤；

 

　　漢代對死刑的執行，實行“秋冬行刑”的制度。漢代統治者根據“天人感應”理論，規定春夏不執行死刑。除謀反大逆“決不待時”以外，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后，冬天以前執行。因為這時“天地始肅”，殺氣已至，便可以“申嚴百刑”，以示所謂“順天行誅”。秋冬行刑制度，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，唐律規定“立春后不決死刑”。明清律中的“朝審”“秋審”制度亦可淵源于此。所以B選項正確；

 

　　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“與父老約，法三章耳;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。”《漢書·刑法志》：“高祖初入關，約法三章。”所以曾經與百姓約法三章的是漢高祖劉邦而不是唐太宗。C選項錯誤；

 

　　清河知縣不受理武松告狀，并不符合沒有尸體不予立案的原則，我國古代并沒有沒有尸體就不予立案的相關規定。所以D選項錯誤。

 

　　故正確答案為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