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2月，山西臨汾市交警“罰抄寫”的執法方式引發輿論關注。為整治非機動車闖紅燈問題，臨汾交警使出奇招：騎自行車、電動車、摩托車等闖紅燈者，每人罰寫100遍“紅燈停、綠燈行”.據悉，這一做法現已被叫停，但爭論并未停止，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解志勇認為：“只要社會效果好，都是應該鼓勵的。”

 

 

　　相比機動車闖紅燈，非機動車和行人闖紅燈更是老大難問題。機動車闖紅燈，有遍布大街小巷的電子眼抓拍，處罰也比較重，大多數司機都較為忌憚；而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，電子眼無法抓拍取證，由此形成“法不責眾”的局面，以致闖紅燈者習以為常且心安理得，讓各地交管部門非常頭疼。臨汾交警使出“罰抄寫”的奇招，確有某種不得已的成分。

 

　　但是，若嚴格從“依法執法”的角度而論，這一做法又確有可質疑之處。對公權力尤其是執法者而言，“法無授權不可為”是一條基本準則，也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，任何在法律規定之外擅自設置的處罰措施，都有“于法無據”乃至“不合法”之嫌，哪怕初衷很好、效果極佳，也難免遭到民眾的質疑。

 

　　由臨汾交警的“罰抄寫”,讓人聯想到“罰看遠光燈”——為整治濫用遠光燈行為，一些地方的交警讓違法司機“親自體驗”一下遠光燈的威力。同樣，這一做法因為社會效果好而獲得一些人的支持，也因其于法無據而遭到一些人的質疑。“罰抄寫”和“罰看遠光燈”說到底都是“法外之罰”,于法無據是其最大的、難以掩蓋的硬傷。

 

　　法律所規定的懲罰措施其實已經夠用，不需要“創新”,目前問題的癥結在于執法沒有形成常態化，以至于違法者被查處的概率太低，助長了很多人的僥幸心理。因此，就目前而言，“嚴查”比“嚴懲”更重要也更為有效，可以說，只要有一半的闖紅燈、濫用遠光燈行為能被依法懲處，那么它所形成的威懾力，就足以讓絕大多數人遵紀守法。反之，如果只是零星執法，只有極少數倒霉者撞到槍口上，大部分違法者卻逃脫了處罰，那么再嚴厲的“法外之罰”,恐怕也無法消除一些人的僥幸心理，無法打破“法不責眾”的局面。

 

 

　　懲罰闖紅燈者抄寫一百遍“紅燈停，綠燈行”某種程度上是執法創新，能夠加深闖紅燈者對交通規則的記憶，但這種方法充滿著隨意性。全面依法治國，執法尤其要注重程序正義。具體怎么處罰，處罰的力度如何，都應該遵守相應的法律法規，不能由著執法者胡來。

 

　　整治交通違法行為，完全不必依戀種種“法外之罰”,而只需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處罰，最重要的是執法常態化，提高違法行為被處罰的概率。按照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行人、非機動車闖紅燈的，處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罰款；機動車司機濫用遠光燈的，處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，并記1分。